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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其仁:创新难过既得利益这一关,交通部首长不要有权任性

字号+ 作者:GIS帝国 来源:GIS帝国 2015-11-09 11:00 我要评论( )

论创新现在应该没人反对,但创新要落地,要过利益关。此关难过,因为一个技术或商业模式的变化,一旦应用到实际经济生活,不免触动现存秩序,连带也触动相应的观

周其仁:创新难过既得利益这一关,交通部首长不要有权任性


注:本文为周其仁在“约租车模式上海创新与实践论坛”的发言。

论创新现在应该没人反对,但创新要落地,要过利益关。此关难过,因为一个技术或商业模式的变化,一旦应用到实际经济生活,不免触动现存秩序,连带也触动相应的观念与既得利益。

 

既得利益

 

即得利益是历史上形成的。以出租车为例,诞生之日也是一项创新,曾经触动过当时的既得利益。如果咬文嚼字,taxi全称taximeter,意思是“移动计程器”。据传1907年的纽约,一位叫艾伦的先生带女友从曼哈顿餐厅回家,临街叫了辆双轮马拉出租车代步,不料0.75英里的路程,被索要5美元。当时马拉出租车流行“砍价”,车夫靠价格歧视把消费者剩余划拉个一干二净,是常态。艾伦哑巴吃黄连,立志要把宰客马车赶出市场。不过他的办法不是找监管官员哭诉,也不是动拳动脚,而是办了一家新型出租车公司,用汽车替代马车,还装上计程器,明码计程,taxi由此诞生。新模式计程透明,受到乘客追捧。传统的马拉出租车呢?作为过了时的既得利益,落花流水春去也。

 

里程透明,车资要不要也透明?也透明,而且固定——起步价A元,以后每公里B元。变化也有,如夜间每公里C元。为什么不浮动,也不允许讨价还价,象菜市场上买卖萝卜一般?答案是,自由市场的讨价还价本身不免费,一旦费用过高,市场就另寻定价之道。我与同学讨论的结果,为什么城市出租车容不得讨价还价,是因为城市占用道路的代价太高,倘若允许当街拦辆车就地砍价,城市交通怕要瘫痪。

 

于是计程器也成了计价器,既计里程又按固定价计车资。此价通常由市政当局以权威之手,通过价格听证之类来决定。那个移动计程计价的小匣子,也不是车夫自己随便就能装上的。动手脚搞猫腻的不是没有,不过那可是一条罪名。作为移动计程计价的taxi,早把监管落实到每台出租车上。

 

管制,不过是一门行政垄断的生意

 

政府管了价,连带就要限制市场准入。否则,禁止差别定价,又划一价格管制,出租车在竞争压力下利润趋向于零,谁来投资,谁来营运?这就引出管制的逻辑:管头管脚,管到后来,管制者非对被管制者“负责”不可。这是“俘虏理论(capture theory)”的含义了:被管制者相对于管制者有行业的信息优势,以至于后者终究被前者捕获。一旦市场准入门槛被监管方拉高,在位经营商得到“保证合理利润”的甜头,到底是谁管了谁,还真不好说哩。满世界出租车牌照居然有如此奇高的市值,表明管制不过是一门行政垄断生意。当然拿出来的理由,永远是为了安全、公平和秩序。是啊,要是没有监管部门对出租车司机的资质把关,歹徒把乘客拉到孙二娘的黑店里搞循环经济,那还得了!

 

慢慢地,taxi就演变成一个管制越来越完备的“成熟”行业。君不见各国涉及出租车的法律法规大同小异,实在没多少国别特色。“天下管制一大抄”——幸福的家庭个个相似。代价是遇到环境变化就不容易适应。作为发明现代taxi的国度,美国城市居民出行,到今天还是私家车绝对占上风。为什么Uber从美国发起?此全球老大之国的出租车服务比较差,是一个重要诱因。现在城市交通谁都高举“公交优先”,出租车不是公交吗,为什么没能优先发展起来?

 

交通部长与城市交通

 

到了中国,冲击更是突如其来。穷的时候人们打不起车,等到改革开放,城市出行一下子成了大难题。朱镕基当上海市长的时候,第一个招牌就是治理出租车行业:老外和外地人到上海,发现出租车服务太糟糕,拒载、绕路、乱收费,其实都是出租车服务严重供不应求的派生物。2000年以后,城市化移民潮涌向大上海,2000年-2010年十年间上海常住人口差不多增加了40%。“成熟的”出租车行业哪里有多少应变弹性,结果就受到市场无政府主义的惩罚——黑车崛起!黑车是私家车跑出租服务,法律政策不容许,监管部门隔三差五“坚决打击”,无奈需求旺盛,合法供给不足。政府以保护消费者的名义打黑车,但消费者似乎并不领情,还是源源不断把钞票投给黑车。

 

移动互联网起来,网络约车自发兴起。但有关部门的监管思路依然照旧:出租车是出租车,私家车是私家车,两车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壁垒。任何私家车要营运出租吗,对不起,先申请牌照,经审批获得出租车经营资格再说,否则,按照交通部杨部长在两会期间发表的惊人之见,“私家车永远不能成为出租车”。从旁打量,这位部长的言论对城市交通似乎不甚了了。

 

城市、特别是众多人口趋之若鹜的大都市,市内交通的一个特点是道路不但高度稀缺,还在利用上总也波谷不平。经验证明了两点,其一是都市修路的进度一般赶不上汽车增加的速度;其二是不论修了多少城市道路,还是难免忙时堵、闲时空。在此约束下,坚持“非专门经营不得从事出租服务”之教条,不抓瞎才怪。想想啊,如果批出来的出租车太多,高峰时段徒增拥堵,峰落之后家家闲置,谁也挣不上钱;批得太少呢,当然出行难、打的难,让本地中产和最活跃的外来商务人口望路兴叹。有趣的是,监管当局一般宁愿少批,也不多批。看看大都会城市吧,人口增加与出租车增加完全不成比例。

 

乘客打不上车,并不是监管部门关心的重点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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